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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时时回旋在国人头脑中：中国近500年的科学技术为何落后于西方？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中国比西方落后吗？差距又在哪里？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做了一次详尽的解读，追溯西方历史幽深处，洞悉宗教源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宏大命题，不时出现的马丁.路德、牛顿、达尔文、等等一个个遥远而如雷贯耳的名字像激起的历史浪花，又解析了看似平常的眼镜、钟表、显微镜等深层社会意义，闪烁着智慧的金光。

 

此文内容多而不乱，一以贯之的主线是：科技创新的使命与动机。我们也由此更能理解这个话题的现实关照性：华为为什么能在美国举国之力打击下，依然岿然不倒？华为为什么愿拿出百万年薪聘请应届毕业生？中国理应更重视教育、重视科研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爱因斯坦，华为需要一个特斯拉！

 

本文根据田涛在华为海思公司2019年12月10日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并进行了大的修改和扩充。原标题《从神圣使命到世俗动机——科技创新的使命与动机漫论》，特向读者呈现系统完整的思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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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田涛（管理学家、华为高级顾问）

 

今天的讲座严格地说是一个读书心得的分享，不是一本书，是以下十二本书的阅读分享。这十二本书是：《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彼得.哈里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彼得.哈里森）、《圣经.旧约.创世记》、《物种起源》（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思维简史_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诺迪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思想史_从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克里斯托弗.希伯特）、《人类的未来》（加来道雄）、《牛顿传》（詹姆斯.格雷克）、《爱因斯坦传》（沃尔特.艾克萨斯）、《我是未来_尼古拉.特斯拉传》（史蒂夫.劳）

 

这个阅读分享有一个主线，就是科学家个体、群体的使命精神、动机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的关系。

 

不知在座的各位技术专家是否思索过这样的话题，为什么过去500年，自然科学兴起于西方，并且昌盛于西方？

 

第二，为什么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是最高的？在诺奖104年的历史上，犹太人获奖的比例高达17%，在770人中有154位。还有，为什么在19世纪和之前的几百年，犹太人很少从事科学研究，而在20世纪之后却爆发式地诞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第三，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过去500年落后于欧洲和美国？除了外部因素以外，今天和未来，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华为的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是什么？

 

我在讲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带着以上问题和我一起进行思考。

 

第一部分

 

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婢女（15_17世纪）

 

1，美第奇家族、马丁.路德，《圣经》与眼镜

 

20世纪初的时候，哈佛大学一名教授第一次提出来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宗教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这个观点广为流传，以至于成为东西方社会一百年来压倒性的看法，从学术界到大众。可是，一位叫彼得·哈里森的澳大利亚籍学者对此却有截然相反的研究，他的研究集中于现代早期的哲学、科学与宗教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等，我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整块时间，细读了前两本书，并做了读书笔记。两本书初读很艰涩，但是读进去了，尤其是第二遍复读，你会觉得无比深刻和生动。两本著作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之所以在15世纪以来昌盛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宗教和宗教改革。

 

我们今天所知的自然科学或者科学，在19世纪之前，是一个不被认可的概念。西方在15世纪之前，没有科学的概念，“没有一种公认的`科学'”，所谓的科学技术，与哲学、伦理学等混在一起，统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说它是哲学范畴的，不是科学范畴的。科学的主要功能是发现和论证自然万物的“德性”、伦理美感。古希腊关于自然的讨论虽然常常被奉为现代科学的先驱，但却充满了神学和道德的要素。

 

15世纪，欧洲有一个神秘家族崛起了，我在华为大学解读过《美第奇家族的兴衰》这本书，这个家族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非自觉地、间接地诱发了宗教革命，促进了文艺复兴，也推动了科学的兴起。当然它只是诱因之一、推助力之一。

 

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一个金融家族，一个被财富、阴谋、毒药、乱伦的阴影笼罩的家族。这个家族通过放高利贷赚了很多钱，钱生钱，利滚利，但按照天主教的观点，放高利贷是罪恶，美第奇家族（1434_1737）从事的是罪恶的生意，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所以教会就给这些富人尤其是放贷者们指出了一条路：赎罪。

 

美第奇家族赎罪的方式很直接：修教堂，捐钱很阔绰。各位今天去佛罗伦萨、去欧洲，到处都有金碧辉煌的教堂建筑，我估计相当部分是靠富人的罪金建起来的，佛洛伦萨的主要教堂的金主是美第奇家族。第二，赞助教育。第三，赞助艺术与科学研究。达芬奇（1452_1519）、拉斐尔（1445_1523）、米开朗基朗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三位先驱人物，他们都接受过美第奇家族的赞助。米开朗基罗（1475_1564）的裸体雕像在人性压抑、人性束缚的黑暗的中世纪撕开了一道口子，带来了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清新气息。然而，他几乎就是美第奇家族一手培养的艺术“门客”，后者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赞助商。美第奇家族又从罗马、雅典大量收购艺术品，包括图书、古籍、雕塑和绘画等，这些都为狂飙突进的文艺复兴运动奠基了基础。还有赞助科学事业，伽利略（1564_1642）的天文观察和研究背后的赞助者和保护人也是美第奇家族。这个传奇家族也被称之为“文艺复兴之父”。

 

反面的贡献是什么呢？中世纪欧洲最有权力的机构是教会，教皇的权力某种程度上比国王大，美第奇家族光有钱不行，社会地位不够，于是就捐大把的钱买地位。什么地位最荣耀？当然是教职和官职。美第奇家族延续了300多年，家族成员中诞生了四位教皇，也有几任的弗罗伦萨市政官。但是，这个家族奢华的日子过久了，做教皇、主教，还得过奢华的日子。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教皇、主教们的生活大多是很奢靡的。有本书叫《十日谈》，专门揭露教会的腐败、腐朽，那是对教会隐秘生活批判最辛辣的一本书。道貌岸然的背后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但这样豪奢的日子总会入不敷出。怎么办呢？在信徒的灵魂上打主意，这就出现了美第奇家族成员担任罗马教皇时代的一个发明：赎罪券。众徒皆有罪，罪人是进不了天堂的，只有捐钱给教会才能赎罪，才会有进天堂的通行证（即使捐了钱，罪也未必赎得清，还要不断捐，能不能进天堂，还要看上帝高兴不高兴）。于是赎罪券开始泛滥发行，人对死后灵魂的焦虑与恐惧成了教会“零成本生意”的动机基础。

 

这样的生意可称之为“灵魂的买卖”，暴利啊！但它有个设计上的bug，就是怎么验证？捐了钱、捐了很多的钱、持续捐钱，死后真能被上帝接引吗？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逻辑上的不闭环就必然地要被掀翻，于是“造反者”马丁·路德（1483_1546）横空出世了。马丁·路德是德国一家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处于教会阶级的中下层、同时善于独立思考的叛逆者，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信徒和上帝之间不需要中间人，众人皆平等，人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这一观点是对传统天主教会的革命性颠覆。

 

历史充满了玄机。在马丁.路德喊出这个口号的同时，古登堡印刷机发明出来了。没有印刷机的时代，《圣经》基本上是手抄本，垄断在教会机构中，经书的解释权也垄断在牧师和主教手中。现在印刷机轰隆隆一开，《圣经》被大量印刷（1455年，古登堡印刷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拉丁文版的《圣经》），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读《圣经》（这个阶段《圣经》也由拉丁文翻译成了德文），用自己的脑袋与上帝零距离接触。于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出现了：宗教思想的百花齐放。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上帝，有一千个千差万别的关于《圣经》的解读。这一点对后来的欧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和科学兴起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还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眼镜。眼镜的发明是在12世纪。在15世纪之前，阅读是少数人的权利，只有皇室和教会的人在读书，皇室也有很多文盲，知识的领地基本上是神学家、牧师和少数哲人的圈子。教会的神职人员主要读《圣经》和关于《圣经》的各种解读的书。中世纪黑暗时期并不都是倒退与停滞，那时候的教会神职人员在传教的同时，也在传播知识和兴办教育。

 

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的基督教会学校和神学院。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大学（1088_）和巴黎大学，都是在神学院的基础上兴办的。牛津大学（1167_）创办于十二世纪，虽然是国王出资的，但创办人来自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师生，剑桥大学（1209_）比牛津大学晚几十年，又是由牛津大学一帮师生创办的，都与神学院有深厚渊源，而且早期也主要是神学教育。最早戴眼镜的少数人应该是这些神职人员和皇室的少数识字的人，他们读书读多了，眼睛就近视了，眼镜应运而生，但那时候眼镜是奢侈品。现在突然之间《圣经》大量发行，当时的照明条件也不好，人很容易眼睛近视。得近视眼的人越来越多，眼镜制造和研究就有了可见的商业价值，投入眼镜研究和磨镜片的匠人、制造和销售镜片的商人、投资者就越来越多了。其结果是另一个伟大的副产品的出现：望远镜与显微镜的发明。

 

2，牛顿与炼金术，钟表与宇宙秩序

 

望远镜的出现和显微镜的出现，带来的是人类认知视野的革命，进而是世界观的改变。人类对“天”、“天命”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有老子庄子，尤其是庄子这样的哲学家和屈原这样的哲性的诗人，西方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先贤，中世纪的教会一项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资助研究宇宙起源，不过它是先验论的，先有结论：宇宙是上帝的造物。研究宇宙的目的只有一个，论证上帝造宇宙的绝对性。

 

望远镜使得宇宙研究有了一个伟大的工具、一个抓手，导致对宇宙的观察越来越逼近自然真谛，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天文观察爱好者。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天文爱好者成几何级增长，尤其在青少年人群中。据说今天全球的天文爱好者有上亿人，这和世界范围内信教人数在几百年间的不断减少成正相关有无关系，暂且打个问号。而显微镜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另一些研究微观世界的人倍受鼓舞，他们也获得了一个伟大的工具，一个抓手。前者研究超宏观，后者研究超微观。这些研究或者业余观察起初大都与宗教价值观无关。但人的独立思考这个东西很可怕，只要他在观察、在研究、在思考，它就会有怀疑和批判，有对既定的定理、观念、传统认知的动摇和否定。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越来越看到，望远镜和显微镜对科学技术研究有多么重要，同时对摧毁宗教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威力！

 

这里我们应该记住列文虎克（1632_1723）这个业余科学家，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制作了500块显微镜片。如果说伽利略喜欢用放大镜观察月球地貌和土星环的话，那么列文虎克通过自制的显微镜观察奇特微小生物构成的新世界，后者对人类的直接贡献显然要大的多。同时，伽利略眼中的宏大世界与列文虎克眼中的至微世界，都在客观上让上帝的世界有了裂痕，为后来的达尔文进化学说奠定了基础。

 

让我们再回到马丁.路德倡导的大众直接与上帝接近、直接读《圣经》的运动，它是怎么无意中推动了科学发展的。几千万人同时读一本“故事书”，慢慢就有人、特别是善于思考的人、理性思辩的人，开始怀疑了：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万物是上帝造的？请拿证据出来。这种怀疑主义的潜流慢慢成为一股浪潮，教会就慌神了，一方面残酷的剥夺异端者表达的权力，比如在火刑柱上烧死哥白尼（1473_1543）和布鲁诺（1548_1600），拘押伽利略（也差一点被判死刑，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庇护才得以幸免，）另一方面，加大资助科学研究，寻找更多证据，反证上帝创世的不可置疑性。对教会和神学家们来说，这是他们始终面临的逻辑软肋，中世纪时代是，新教改革之后更是。

 

假使神造万物这个命题被广泛质疑，基督教包括犹太教的根基就塌陷了。

 

15至17世纪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使命和核心动机就是排除对上帝创世的怀疑，印证和荣耀万能的造物主。

 

牛顿（1643-1727）是人们公认的伟大科学家，是那种创造定律的“科学造物者”，但他同时是一位虔敬的基督徒。许多论者在评论牛顿时误读牛顿，说牛顿曾经以20年左右的时间走了一段黑暗的弯路，花了20年时间干两件事，一个是在实验室研究炼金术，第二个是用数学公式推导上帝第四次毁灭人类的末日时间。牛顿计算出的世界末日是2041年，现在是2019年12月10日，离2041年还有21年。

 

在牛顿的认知结构中，科学定理的研究与宗教研究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印证上帝的神圣，所以他的所谓“黑暗20年”与他一生的科学研究是一个整体，并非某种价值观的迷失。在他心目中的科学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本来就是一体的，而非割裂或对立的。牛顿在他最著名的科学论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序中有一段话：假使没有一个智慧而强大的神的设计和统治，这个由太阳、行星和慧星组成的如此优雅的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标准的神学背景的科学家。

 

牛顿运用望远镜观察星体和宇宙，却并未导向对上帝创世的怀疑，相反更坚定了他的宗教观。

 

说说钟表。钟表发明于十七世纪。同眼镜一样，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从此人类被时间奴役。时间、空间这样的概念是人类一种假定。过去的时间具有很大的自然性质和模糊性，无非是昼和夜，用日出和日落界定生命中的一切。现在则不同了，昼夜被时、分、秒切割成了24大段、1440个中段和1440x60个小段，到今天为止，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被这种滴答作响的时间网格所笼罩。第二，钟表这种技术发明一出现，就被赋予了宗教的光环，在神学家们那里获得了特别的解释，同时也在基督徒们中间引起欢呼声。钟表设计如此精密精巧，齿轮之间的交错配合如此合谐，声音如此均衡，时间如此精准，代表着永恒的上帝秩序。正如宇宙万物一样，钟表象征着万能的上帝之手的设计与安排。你看，一个机械产品就这样被宗教化了，成为上帝造物的有力证据。

 

与牛顿相同，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_1691），也是一位典型的神学背景的科学家。他说自然哲学的目的（那个时代没有科学这个词，笼统地称为自然哲学）是产生有用的知识，以统治和控制自然，使人拥有对自然的绝对支配权。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层一层拨开来看。

 

我们先讲讲英国皇家学会，在座诸位都是搞科学技术研究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学会，而且景仰它。2016年我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的英文版首发式在英国皇家学会举行，我感到很荣耀，但反过来说，也说明这个地儿世俗化了。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科学学会，但它在长达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更像个神学科学会，它的成员是一批怀有基督信仰的自然知识的研究者，是一批拥有神圣使命的各学科的自然哲学家（科学家）。那么，这些堪称伟大的人们以宇宙万物为研究对象的使命是什么？皇家学会的宗旨表达的非常明确，就是：遵从上帝意旨，“恢复人对自然的统治”。这里的用词是“恢复”，为什么是恢复而不是发现或发明？另外，从谁那儿恢复呢？恢复什么样的统治？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中去一探究竟。

 

3，亚当的堕落与人类的科学使命

 

按照彼得.哈里森在《宗教与科学的领地》、《圣经、新教与科学的兴起》两本书中的观点，上帝“创世说”对15至17世纪西方的科技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我就在这里简单归纳下我对《圣经.旧约.创世记》的一些理解。

 

《创世记》告诉人们上帝怎么用话语从混沌中创造有秩序的宇宙。上帝先是造光，然后造星云、太阳、行星和月亮，接着造植物、动物、魚和小昆虫，最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赋予人代表上帝统治宇宙万物的权力。

 

我最近重读《圣经》，读得很感慨。一是上帝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命令主义者。你读《圣经》尤其是旧约，每一句每一字都透着威严，透着不容置疑的专断和霸道。《创世记》开篇第一句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用的是斩钉截铁的短语，庄严，华美，挟雷霆万钧之力。

 

相对于科学来说，科学是怀疑的领地，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原理都是在怀疑的土壤上长出来的，所以他和它在表达时都力求严谨，都不敢那么理直气壮，也都为证伪留下了余地。这是科学与宗教本质上的区别。

 

二是上帝是一位秩序主义者。从上帝创造万物的顺序、构造、万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摩西代表上帝为万民立法，处处都能看到上帝对秩序的推崇与偏好，对秩序的设计与安排，大至宇宙，小至昆虫，中至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饮食起居、甚至商人放贷的利息标准等等，事无巨细。

 

三是上帝是一位仁爱主义者，有博大的悲悯之心。人类无数次堕落与犯罪，上帝在施以毁灭性惩罚时，最后总要给人类悔过的机会，给受难的人间一座“挪亚方舟”，给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奋斗而再生”的机遇，给造出巴别塔的狂妄的人类指出“重新认识自我”的出路。

 

四是上帝是一位严厉的惩戒主义者。《创世纪》记载了上帝对人类的三次惩罚，第一次惩罚是将人赶出伊甸园。神在创造万物之后，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众们认为亚当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这是他们的看法，估计这个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不会同意），并且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变魔术似的变成一个女人叫夏娃，作了亚当的异姓伴侣。我始终搞不懂的是，本来一派祥和的气象，纯真的一对男人女人，住在幻梦般的伊甸园，吃着没打农药的各类果子，权力仅次于上帝，也没有死亡和疾病的困扰，无求无欲，时间静止，岁月静好。但是，但是啊上帝，你为什么又要造出蛇这样的“最狡猾”“最美丽”的活物？我从30多年前读《圣经》就苦思冥想这个很烧脑的问题，今天依然无比困惑。只能说上帝自有上帝的安排，上帝仁爱、慈爱的另一面是乖张和不可捉摸。

 

正是上帝造出的蛇，一举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或者说是上帝在造人时有意留下了bug_贪婪与软弱，导致人类经不住蛇的诱惑和上帝的考验，结果堕落了。

 

人类堕落的后果很严重，就是人类永远与苦难为伴。同时也很励志，那就是人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奋斗精神造就了人类无比丰富的物质与文化财富，创造精神带来的是人类的各种社会实验、制度实验和科学发明，尤其是后者。

 

上帝对人类的第二次大惩罚是大洪水，大仁爱是挪亚方舟。但这次的又杀又爱与科学研究似乎无关联，这里就不讨论了。

 

第三次大惩罚是制造人类语言的混乱。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打了个盹了，使得人类从诞生那一刻就不完美，但是上帝又追求至极的秩序与完美，于是人类就被上帝既怜爱又遗弃。如果上帝这样的疏忽和严厉还可以理解的话，上帝对人类的第三次惩罚就显得小心眼了。人类集合群体的力量造了一座通天塔_巴别塔，不管是出于与上帝更接近的想法还是别的什么意愿，但在神的眼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于是神“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上帝的乖张与嫉妒从此播下了人类一代代对神的敬畏的种子，也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包括科学对宗教在19世纪之后的全面反叛与颠覆。这是后话。

 

依照《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的观点，亚当作为上帝统治万物的代理人，早期是全知全能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我看来，他首先是天文学家，同时既是动物学家，也是植物学家，也是修辞学家，所有种类的动植物的名称都是亚当起的，而且他更是除上帝之外的超级统治者，上帝命令亚当统治万物。但是，由于蛇对夏娃的诱惑，懼内的亚当又受夏娃的指使，偷吃禁果导致了人类堕落的同时，智力和知识也退化了。再加之上帝的第三次大惩戒，人类语言的工具也退化了。到今天为止，全球70亿人口拥有5651种语言，分散各大陆的各民族自身还有无数种方言，使得知识的交流变得障碍无数，从而也都导致了人类原初能力的退化。

 

知识退化、智力退化、能力退化的后果是，人类对宇宙万物统治力的弱化、退化和丧失。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_1626）说，“人类在堕落之时便失去了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万物的统治，但这两种损失……可以得到部分的补救：前者靠宗教和信仰，恢复对万物的统治靠技艺和科学。”

 

波义耳对自然哲学的定义、英国皇家学会的宗旨到这里就不言自明了：自然哲学（科学技术）的目标就是要重拾和恢复人类对宇宙、对自然万物的统治。这是上帝赋予科学家们的崇高使命、神圣使命。

 

毫无疑义，宗教在这一阶段是科学的催生婆、催化剂和主人，而科学则是宗教的婢女，科学家们是上帝的仆人。

 

这里加几句彼得.哈里森的题外话：《圣经》命令西方人，或者命令人类统治自然，控制自然，在造福科技进步、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基督教和犹太教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第二部分

 

科学与宗教的分离与分立（18世纪到19世纪）

 

1，“世界应该是数学的，而不应该是神的”

 

15世纪到17世界的200年左右，一批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科学家与哲学家为主体）建造了宏伟的知识殿堂，“牛顿是殿堂的顶峰”，直至今日的人类，“每个人的体内都居住着一小部分牛顿的灵魂”。

 

牛顿每天工作18小时，每周工作7天、100小时以上。他发明了微积分，但他也认为在耶路撒冷那座遗失的所罗门王殿的平面图上包含世界毁灭的数字启示。他研究作用力和运动定律，某种意义上是在研究上帝，并维护全能和仁慈的上帝的威严。他对科学的热忱其实是另一形式的宗教热忱。

 

然而，在那个时代，另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伽利略。他认为，宇宙并不是一幅由神学象征组成的巨幅画布，而是由简单精确的几何学和数学语言组成的。这在他所生存的年代绝对是离经叛道的观点。所以罗马教会审判他，要判他死刑。好在他背后的老大是美第奇家族，他才得以活命。而牛顿不仅做过铸币局官员，工资是大学教授的若干倍，并且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主席。这既是由于他的伟大的科学成就使然，名至实归，也和他的正统宗教价值观有关。

 

然而，18世纪前后，科学和宗教的世界都开始变得极端喧闹起来。其实整个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一直就像个沸腾的火山，持续在喷发着反叛的火苗，这就是14到16世纪发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美第奇家族所在的弗洛伦萨是运动发源地和中心）、15世纪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一直到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火苗演化成了火焰，火焰变成了火海。

 

启蒙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科学进步的欣赏，而这三大运动也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对挑战旧教条的热情，对绝对权威的否定，对人的自由个性、创造性的肯定，和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认可。也有一个共同特征：怀疑与思辩精神的滋长。

 

这种怀疑与思辦的氛围最早萌发于宗教内部。堡垒最先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绝对是真理。马丁.路德就是教会内部人，也是最先向教会开炮的起义领袖。还有博洛尼大学、牛津、剑桥这些最早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大学，也都成为异端思想的温床。人不能有知识，一有知识就会有自由思考的花蝴蝶乱飞，而且有知识的人不能扎堆儿，一扎堆儿，无数自由的花蝴蝶就会碰撞和争论，结果几千年来不变的“真理”就被抬上了批判的祭坛。

 

教会500年来一直希望用正统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思维，但眼皮子底下的怀疑派、理性主义者却最先造反了。英国皇家学会尽管以“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为宗旨，但它的会训中也埋了一颗雷：不要把任何人的话当作真理。很显然“任何人”并不包括上帝，但怀疑之火最终一定会烧向“万能的神”。因为科学是一切成见和权威的天敌。

 

伦纳德.蒙洛迪诺在《思维简史》中写道：有一些僧侣试图搞清楚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各种奥秘，并且喜欢聚在一起研究学问，他们可能有不少追随者。前者成为教授，后者成为学生，这样由师生共同形成的团体，就是大学的雏型。

 

这段话的含义可以引申出以下几点：一是宗教、具体点说是教会孵化了大学，世俗的科学家、哲学家等的前身是僧侣或他们的弟子们；二是怀疑与思辨精神是大学的酵母菌；三是科学与科学家在思辨的酵母菌中开始独立发育，并开枝散叶；四是大学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宿主和堡垒，一直至今。

 

极端吊诡的是，教会栽植的大学这棵知识之树，结出的却是“毒苹果”。大学从传播神学的摇篮变成了神的反叛者、“杀父者”，也成为了卫教者与叛教者激烈冲突的主战场。最终，“神”在大学殿堂的回音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和科学家。

 

1870年，牛津大学有一个权威的学术颁奖，奖项包含145种古典奖学金，而自然科学奖项只占四个。但今天的牛津大学，估计大部分的学术奖项是颁给自然科学的。

 

1831年到1865年英国皇家科学促进会的会长有九任是牧师出身，但是到了1866年到1900年，没有一位牧师担任过会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代表着科学和科学家终于走出了宗教的藩篱，从精神层面解放了。科学不再以印证和荣耀上帝为使命，不再是婢女和仆人，丫环不再是丫环，而是“我的命运我做主”。

 

“世界应该是数学的，而不应该是神的”，科学向上帝摊牌了。同样是钟表，在神学家的眼中是上帝秩序的象征，但在纯粹的数学家看来，世界就像一块钟表，它的运行机制受到数学规律的支配，而不是那只“全能的上帝之手”。

 

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正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动摇人类的信仰体系。

 

2，进化论，信仰王国的特洛伊木马

 

1842年，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_1882）的人花了20年时间写成了一本惊世骇俗的著作《物种起源》。3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物种起源》基本读不懂，20年前读的似懂非懂，2019年春节期间再读，读得惊心动魄，什么原因这里不便明说。

 

达尔文是个典型的科学实证派。22岁剑桥大学一毕业，本来可以去当牧师或者当医生，过安稳富足的日子，但他却申请乘坐贝格尔号军舰作了5年的环球航行。通过大量的自然观察和对动植物、地质结构的采集和分析，以及若干年的实证研究之后，最后，达尔文向欧洲科学界投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万物都是进化的产物。被这枚炸弹震晕了的不仅是生物界，而主要是教会和思想界。进化论像一匹特洛伊黑马，突然从欧洲社会的腹部跳了出来，从根基上摧毁了人们迷之信之的神造万物论和物种不变论的神话，西方脚下的思想土地地震了。

 

由此开始，一场“进化史诗”与“创世史诗”的马拉松式的较量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较量远超出了生物学、宗教的领域，也波及到了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学，乃至于政治学的领地。

 

再读《物种起源》，我总结出了大约十个要点：

 

一是每一种生物都力求生活于任何它可以生存的地方。这讲的是物种强大的生存力。无论在悬崖峭壁，还是潮湿黑暗的阴沟，还是黄沙无边的荒漠，还是淤泥之中，还是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到处都可以看到生命的奇迹；二是万物都有扩张最大化的本能，也就是说扩张与繁衍是每一物种持续生存的前提。一旦扩张停止了，生命也随之会终止；第三、每一生物都必须跟其它的生物竞争。要么捕食别的物种，要么被别的物种所捕食，因为生存地盘是有限的，生存资源是有限的，必须通过残酷的竞争使自身的地盘最大化，资源垄断化；第四、同一生物内部也充满了竞争；

 

第五、不同生物或同一生物间的竞争到一定阶段时，竞争的双方如果久持不下，就会划分地盘，划疆而治，并在一定阶段和平共处；第六、竞争的一方相对另一方，那怕是最轻微的优势就是胜利。这种轻微优势随着时间会演进成绝对优势；第七、一种生物的改进会引起其它生物的改进或灭绝。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大自然中充满了改革的军备竞赛，谁率先改进，谁改进的步伐快，谁改进的恰当，谁就会成为优先胜出者。唯有随着其它生物改进的舞步不断起舞，自身才能变得强壮，有力量与对手抗争；第八、稀少便是灭绝的先兆。老虎很威猛，但它只是个体的强悍，缺乏群体的抱团合作与蓬勃生机。更重要的是，稀少物种可供遗传选择的基因池数量有限，可供淘汰的劣质基因短缺，优良基因就更稀少。种群基因内部缺少了竞争，种群就会濒临灭绝；第九、自然界里无飞跃，物种必须以最短的、最缓慢的步伐前进，要奢于变化，又吝于革新；第十、那些类群最终能稳操胜券，无人能够预言。因为有很多种群先前曾是极为广泛发展的，但现在都灭绝了。

 

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生物进化说一出笼，既摇撼了神学的圣坛，也被一些学者、政治家演译、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竞争活动中，种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在20世纪前后的西方一些国家甚嚣尘上，以至于在希特勒时代达到顶峰。今天这种声音表面上被压制住了，但残迹仍然未绝。而且，值得警惕的是，社会达尔主义的观点虽然没有了市场，但一些政治派别、一些商业势力的行为却带有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色彩。至于谁更像、什么样的力量更像，按照我上面提炼出的十条对号入座，就可以看的明明白白。

 

西方尤其是美国文明奉行的是实力决定论，这一点没有错。对于中国企业、对于华为来说，同样必须靠实力说话，这包括技术实力、产品实力、管理实力、文化实力和领导力。有了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既不畏惧和逃避竞争，又能敢于和善于竞争，这不仅能赢得自身发展的生存空间，也会得到东西方同行的尊敬。当然这种竞争必须是良性的、合规的、合作的、开放的，而不是丛林法则的市场达尔文主义。

 

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合谐哲学也许对西方的竞争之道、黑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对冲，这是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华为的先天优势。华为既要精于西方的“拳击运动”，又要娴熟于东方的阴阳八卦学说与太极术。

 

3，“scientist，一个粗俗的三音节词”

 

达尔文，死后被安葬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是他的邻居。牛顿通过他的运动数学定律理解上帝关于物理宇宙的计划，成为印证和荣耀神的伟大的“上帝仆从”；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学的是神学专业，毕业后放弃做牧师，环游世界的目的是企图解释上帝关于生命世界的计划。但是，当他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了生命的随机性自然选择的进化逻辑时，他的进化论学说便很难再与任何神圣设计的神学观点和解。他向他曾经的阵营甩出了匕首。

 

游览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我的大脑曾经冒出过疑惑：比邻而居的牛顿与达尔文，他们二位一起在天堂，还是一起在地獄？

 

15世纪开启的“拿证据”的运动，既造就了伟大的牛顿，也造就了伟大的达尔文。拿证据来！牛顿言之凿凿地说：朝天上看！上帝是万能的造物主。达尔文则弱弱地说：看我的书吧，万物是进化的产物。

 

教会、教义、经书，包括天下所有的信仰都经不起证据的折腾。宗教一旦被置于质疑、怀疑的风暴中，它便成了四面漏风的华贵而脆弱的“危房子”，19世纪及其之后的基督教正是这样的“危房子”。

 

宗教与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话语体系，基督教却企图用科学语系解读宗教世界，结果就把自身放置在了怀疑与批判的靶心，这应该是15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未必能意料到的结果。而犹太教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质疑与证伪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空气与水，须臾不能离开。所以越是开放的环境，越是充满思辩的空间，也越能诞生伟大的科学家与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基督教内部的革命，新教对天主教的叛逆，也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创造了宽松的氛围，也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动机。以进化论为例，一个无比离经叛道的学说，却在新教昌盛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成为最具统治力的思想主题。

 

新教革命发端于德国，落叶扎根于英国与荷兰，及北欧诸国，最终在美国全面开花结果，并带来了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商业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马克斯.韦伯（1864_1920）对此有极为精辟的分析。

 

韦伯那一代人立足于两个世界之间，因此能够看到“过去”与“未来”的明显分野。韦伯一方面说，劳动是一种特殊的驱动力，是上帝植入人类本能之中的那种“独独为取悦上帝”的内在驱动力（本人注：这和亚当从一个天真快乐的伊甸园主人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的回归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看似矛盾的两段话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头连着过去，一头预示着未来。一头连着神圣使命，一头连着世俗使命。

 

科学家的使命从新世纪开始，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从荣耀上帝转身为服务于人类的福祉。19世纪末的美国就代表着这样的新世纪和新世界。

 

Scientist，科学家这个词汇发明于美国，当它传到大洋另一端的英国时，英国皇家科学促进会的语言学会主席居然发出了英国式的冷嘲讽：这是一个多么粗俗的三音节词！科学家现在很受人们尊重，可是各位，放在一百多年前，这个词和这个职业属于被嘲笑的对象。

 

现代科学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过程。第一是科学研究的从业者们从此有了新身份，叫科学家。在座的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技术专家，在一百多年前，你们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角色。之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被归类为哲学家，最多在前面加一个“自然”的冠词而已，叫自然哲学家。第二，科学有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它是非宗教的、非道德的。第三、划定科学与宗教、与伪科学、与哲学的边界。科学不再属于哲学范畴，科学也不属于宗教范畴。科学终于可以自立门户，从宗教与哲学中分离出来了。

 

科学技术就像长期被圈养的野马，一旦自由了，它就变得极其奔放和狂烈。不到200年，科技正在以不可抵挡之势侵入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宗教的领地。这是我们在最后部分要讨论的话题。

 

第三部分

 

科学主义：宗教与哲学的主人（20世纪_21世纪初）

 

1，尼采与爱因斯坦，科学主义与犹太科学家

 

19世纪末，有一位德国“疯子”叫尼采（1844_1900），以充满暴力激情的语言向上帝宣战：假使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没有神！并提出极端激进的主张：重新评估一切！

 

尼采全面否定基督教而肯定人的意志和价值，不仅颠覆与扭转了整个西方哲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也间接改变了西方的科学史，人类活动包括科学的使命与目的必须从关注上帝转向到亲近与造福人类。

 

同样吊诡的是，尼采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上过教会学校，大学读的是神学专业。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那一瞬间，“上帝”回应他：尼采疯了！

 

尼采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36岁死于20世纪的门槛前，但尼采哲学的轰鸣声至今仍回荡在西方与东方世界的各个走廊，包括科学技术的领地。以人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这种发端于启蒙运动的口号，在尼采那里达到了巅峰。欧洲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欧洲的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二十世纪前后，欧洲和北美舞台活动的演员主角由僧侣、哲学家变成了科学家，每一种科学定律的新发现都会在哲学、政治、艺术乃至普罗大众中引起反响。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捧着“相对论”，后者在天平上的份量变得越来越重。科学成为时尚，科学家成为时尚人物，科学研究的氛围变得愈来愈宽松，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群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起，科学成果也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德、北欧等新教国家不断涌现。一个科学的黄金时代真正到来了。

 

各位请看这张照片，很经典。这一群人代表着量子理论的先驱，他们各自所发现和创造的物理定理不仅在20世纪前后引起过巨大反响，更重要的是在后面的将近一百年重新塑造了人类世界，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生存方式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把其中最重要的8位物理学家罗列如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_1955），出生于德国

 

瑞士籍马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普朗克（1858_1947），德国

 

尼尔斯.玻尔（1885_1902），丹麦

 

马克斯.玻恩（1882_1970），德国

 

保罗.狄拉克（1902_1984），英国

 

沃纳.卡尔.海森堡（1901_1976），德国

 

沃尔夫冈.泡利（1900_1958），奥地利

 

埃尔涅.薛定谔（1887_1961），奥地利

 

各位请注意，这八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没有一位出生和生活于天主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而且他们无论是信仰天主教、新教还是犹太教，或者是无神论者，但他们首先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家。这是20世纪与过往400年的重大区别。

 

15至17世纪是科学印证和荣耀上帝的时代，18至19世纪是科学怀疑和挑战上帝的时代，而20世纪则是科学无视上帝的时代。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犹太人，少年时信奉过犹太教，为了上学的缘故曾经改信天主教，但他从骨子里厌倦甚至厌恶烦琐的宗教仪式，他是一个拒绝任何教义束缚（包括政治教义）的自由主义者。爱因斯坦是牛顿之后、并且超越了牛顿的科学史上的巅峰级科学家。霍金（1942_2018）说：“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

 

牛顿理论的基础是，世界上只存在一种上帝安排的空间和时间，它构成一个固定框架，在上帝搭建的这个舞台上上演着各种事件。而相对论则断言，舞台不止一个，上演的戏剧也不止一出_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现实都只是自我的体验，取决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和运动_爱因斯坦在拆除牛顿的世界的同时，上帝的世界也坍塌了。

 

达尔文认为万物都是进化的，爱因斯坦相信一切都是变化的，尼采则说“上帝死了”。

 

2，特斯拉，一个制造闪电的伟大“造物者”

 

下面我要特别介绍一个人：尼古拉.特斯拉（1856_1943）。250页的尼古拉.特斯拉传《我是未来》，我花了一天时间读完了，第三天又读了一遍，一星期后再读了一遍，书的边角部分写满了读书笔记。过去几十年我读了无数本科学家的传记，包括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都没有让我如此兴奋过、激动过、感慨过。

 

特斯拉被视为“创造20世纪的人”，“在科学史上，只有达.芬奇和爱因斯坦可以和特斯拉并列”。有人问爱因斯坦：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有什么感想？爱因斯坦：我不知道，你去问特斯拉。也有人模拟上帝的视角写道：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叫特斯拉来吧，他会让一切重见光明！

 

尼古拉.特斯拉开启了人类自己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历史帷幕，上帝被抛开了，科学先知们成了“造物者”。特斯拉就是一位制造闪电的伟大的“造物者”。

 

1856年7月9_10日之间，雷电交加的午夜，特斯拉诞生了。从此，特斯拉就与闪电结下了不解之缘，终其一生都与“电”纠缠在一起。而在他的中年期，他也居然在实验室中成功制造了闪电。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道划破宇宙的闪电，照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他84年的充满创造性的生命中，他开创了20世纪高科技领域的最巅峰：

 

尼古拉.特斯拉被公认为是交流电、无线电、免费能源、现代物理学、雷达、电脑、无线网络、X光摄影、太阳能、死光、飞碟、人造卫星、火星探测、太空旅行、人造闪电、人造地震、人造气象、意念控制、意识显影、空间传送、粒子墙、引力墙、人造星球等的首位创造者。

 

特斯拉率先提出的概念有电子显微镜、激光、电视、移动电话、互联网和许多其它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而他40岁以后的许多发明在他死后，被列为美国的国家机密，至今不为人知。

 

据调查，通过研究特斯拉的发明，从而直接得到启发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占了27%，间接得到启发的更是超过65%。也因此，尼古拉.特斯拉又被称作“现代物理学之父”。

 

特斯拉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取得了1000多项发明专利，这些都是他个人独自思考和撰写的，仅交流电专利一项至少将给他带来3000亿美元的收入，但他却主动撕毁了专利合同。特斯拉线圈是他一生中最具争议的发明，也是他对人类贡献最大的发明，它是一项能够无限量免费供电的能源科技。他一生的梦想就是给世界提供用之不竭的能源。可惜正因此，他的命运也变得无比坎坷。商人和财团打败了一位绝世天才。

 

特斯拉精通8种以上的语言，至少能阅读11种。小心眼的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但对特斯拉这样的科学先知来说却是没有任何窒碍的。

 

特斯拉的大多数技术发明不是通过一次次的试错、试验完成的，而是先在他的头脑中形成架构、包括几乎所有的细节，然后进入实验过程，差不多都是一次成功。这样的脑袋不就是“上帝之脑”吗？

 

特斯拉无比自豪地说：事物总是创造于天才的大脑，而非自然。天才总是在事物真实存在之前，就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关于它们的清晰图像。

 

牛顿“为上帝而生”，一生中每周工作70小时，终生未婚；特斯拉则为人类而生，一生中每天睡觉2小时，终生未娶。特斯拉坚定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进步，来自科技发明，而发明创新的终极目的，是完成对物质世界的掌控，驾驭自然的力量，使之符合人类的需求”。

 

从爱因斯坦和特斯拉的时代开始，科学“造物者”们造出了汽车火车，它们是会跑的“铁甲动物”；造出了人工湖泊与人工河流，那本来是上帝工程；造出了多莉羊等基因物种，造出了转基因粮食和水果（不同于伊甸园中的果子），造出了飞机、火箭这样的“铁鸟”和宇宙飞船这样的人造卫星，造出了轮船、潜艇和魚雷这样的人造水族，造出了机器人和被关在实验室的“基因人”，人类也拥有了干预气候变化、干预生命进程、干预白天与黑夜（灯光）的基本能力，包括人类永生的终极梦想……“创世记”中上帝创造的一切，都在人类过往的一百年和未来可见的一百年有可能一一实现，不过这一次，是由“特斯拉之手”（科学家群体）而非上帝之手实现的。

 

特斯拉晚年非常凄凉，栖居在一家木梯嘎吱作响的小旅馆里，每天坐在书桌前写写划划，把他头脑中的“闪电”定格成公式与符号，写在纸上，这是他的生命的一大部分。生命的另一小部分是养鸽子，他养了3000只鸽子。其中一只雌性的鸽子成了他一生的至爱，他说，“不管我在那里，这只鸽子总会找到我，我只要心中一想，唤她一声，她立刻就飞到我的跟前。我爱这只鸽子，如同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我知道鸽子也爱我。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这只鸽子是我生命中的快乐之源”。

 

有一天夜晚，这只鸽子从敞开的窗口飞到特斯拉的书桌上，“我一看她，就知道她想告诉我一句话_她快要死了。在我领会她的意思之后，她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光，一道强烈的光。我从没有在任何其他生物的眼睛中看见过，像鸽子的眼睛一样这么强烈的光……这道光，强烈，耀眼，炫目，比我在实验室里用最大的灯泡照出的光还要强烈”……特斯拉把这在鸽子捧在手心，“她的羽毛，轻轻地吻着我的手心”，鸽子在他的手心里，咽了气。

 

我是在从深圳飞海口的机舱内读到这一段的，止不住的泪流满面啊！

 

鸽子死去之后，特斯拉的生活也就失去了能量，“在那之前，不管我的计划显得何等野心勃勃，我知道，我终归能够完成得了。但是，当我失去了她的时候，我知道我一生的工作要就此了结了”。

 

不久之后，特斯拉追随鸽子的灵魂，离开了他奉献毕生的人类世界。他终生未婚，也没有什么绯闻，“如果有，那么他的绯闻女友，大概就是这只与他惺惺相惜的白鸽”。

 

特斯拉对婚娶的观点很奇特：艺术家、音乐家、作家都需要从女性那里获取灵感，发明家不需要。你说不出有几个伟大发明是由已婚男子研究成功的。所以我有时感到异常孤独。

 

弗朗西斯.培根也说过：最不朽的成就，往往来自那些无儿无女的人。

 

这样的观点牛顿和波义耳多半会投赞成票，爱因斯坦和达尔文会投否定票。

 

3，为什么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是最多的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是最多的？

 

截止2018年，犹太血统诺贝尔奖获得者共198人，其中化学奖35人，物理学奖55人，生理或医学奖55人，经济学奖29人，文学奖15人，和平奖9人。在诺贝尔奖104年的历史上，犹太人占17%。无论是从获奖的绝对数量还是获奖的人口占比看，都是一个奇特现象。

 

我个人思考，大概和以下几点有关系。首先，爱因斯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爱因斯坦传》对此有充分论述）。在爱因斯坦之前，犹太人最显著的标签是经商，一个勤奋的、被迫流浪的、主要从事金融和贸易的民族。马克斯.韦伯将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定义为“贱民资本主义”，它的特征是，冒险、冷血、唯利是图、放贷食利而不创造真正的价值。爱因斯坦的横空出现，不仅在欧洲和北美科学界带来了震撼，而且对犹太民族来说，更是巨大的鼓舞。几千年来，这个民族一直很会做生意，“摩西十诫”事实上是一种以色列人的契约观，本质上讲的是诚信与守约，而做生意的第一要义就是诚信与守约，而且《旧约》若干处讲到放贷的规矩和利差。这也就是说，犹太人的经商活动有它的宗教动机和优良传统，因此在爱因斯坦之前，最优秀的犹太人都去做生意了。

 

爱因斯坦给犹太人暗示了一种新选择：成为科学家和知识精英。100年后的犹太人依然擅长做生意，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占据于商业链的最高端：金融。华尔街严格地讲是犹太人的华尔街。同时，100年后的犹太人也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方面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和爱因斯坦的标杆效应不无关系。

 

第二、苦难造就卓越，苦难造就了犹太民族一种独特的自强、自尊、自立、永远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几乎是渗透于每一个犹太人的骨髓和血脉之中的。读欧洲诸国历史，包括俄罗斯罗曼诺夫皇朝的历史，你会发现，犹太人在泛欧国家的近千年，大多数时候像过街老鼠似的被打压、迫害，到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达到顶峰。纳粹党为了证明雅利安人血统的高贵，居然牵强附会地论证耶稣基督是雅利安人，但同时又大规模地屠杀并企图灭绝他们眼中的“劣等民族”犹太人。但犹太民族依然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了下来，而且战后迅速在金融和商业领域重新崛起，并在科学技术领地赢得显著地位。这无疑和它的民族精神有绝大关系，而这种民族精神无疑和它的苦难史有强关联。

 

第三、重视教育。犹太人的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民族之一，去过以色列的人、关注过以色列教育的人恐怕都对此印象很深刻。恰恰我去过以色列，并专门随团考察过以色列的基础教育。我只能说我们国家与别人的差距非常之大。仅阅读量一项，以色列人2016年人均读书量64本，占以色列人口80%的犹太人的人均阅读量为68本，平均5天读一本书。而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差距不是几个量级啊！

 

教育是科学技术研究的基础之基础，犹太人在科技上的灿烂成就，是他们长期和普遍重视教育的自然结果。

 

第四、移民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金融大国，但支撑它的繁荣和强盛的根本是科技和教育的强大，而这一切强大的背后是它开放的人才制度和创新土壤，和它完善的法治环境。正因此，它在过去200多年尤其是20世纪以来，就像一个人才大熔炉，吸引和汇聚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奇才、怪才、天才和异端者，让他们的思想火焰熊熊燃烧，造福美国的同时造福人类。

 

毫不夸张的说，是尼古拉.特斯拉的诸多发明帮助美国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工业帝国，但也不能不承认，塞尔维亚人特斯拉如果不是移民美国，恐怕很难获得那么巨大的个人成就。同样，“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是匈牙利裔美国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1922_）和李政道（1926_）是华裔美国人，美国科学研究多个学科的领头人、一流科学家是非美裔的美国人。

 

人类历史上有两次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一次是上世纪初叶的一战和二战，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巨变和前苏联解体，大批欧洲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各类精英人才出走，移民美国和以色列，犹太人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体，爱因斯坦是犹太移民的领军人物。

 

截止2018年，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198人中，美国籍占128位，其中出生于前苏联、波兰、立陶宛、捷克等东欧国家的人士23位，出生于德国、英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人士51位。

 

第五、犹太科学家的使命与动机来源。我们在前面阐释了西方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15到17世纪的宗教革命所引发的印证和荣耀上帝的科学思潮，这是牛顿和波义耳这一代科学家们的共同天职。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动机、使命是为了确证神造宇宙、神造万物这一真理，从而恢复人对自然万物的重新统治。这是新教乃至于天主教早期关于科学研究的一套基本逻辑。

 

然而，在犹太教的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宗教革命，也未曾有过对上帝造物的质疑运动，自然也就不存在印证和荣耀上帝万能这样的文化心理过程。在犹太教徒们几千年的信仰史上，耶和华从来就是唯一的、全知全能的神，代表着永恒的真理。因此，从这一层面讲，19世纪及之前，犹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非常之少，也许与缺乏深厚的动机有很大关系，或者是宗教动机，或者是商业动机。前者对犹太信众来说本来就不存在，后者还需要时间的发育，科学研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很长阶段，并未显现出它对人类生活、对商业活动的实在价值。直到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19、20世纪，科学技术才真正成为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巨大推动力，科学家从事科学发现、研究的使命与动机也具有了更强的世俗性与功利性。

 

真理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信仰的真理，它是绝对神圣的、不容质疑的、不许逻辑推理染指的领地；一种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真理，它是世俗的、实证的、实验的、怀疑的领地，试错与证伪是它的灵魂。基督教深受希腊哲学中民主与科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它的基因中就包含着革命与批判的元素，就孕含着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冲突的种子。而犹太民族似乎将这两种“真理”融合的非常好，并行不悖地存在于本民族的价值体系、精神体系之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从而既保持了民族信仰、文化的纯粹性与古典性，又能把握和占据现代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制高点。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犹太教没有强大的教会机构，在上帝和信众之间没有天主教那样庞大的“信仰中介”阶层和“食利者”阶层_教会，这也是犹太教内部从未发生过宗教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部分

 

关于科学动机、使命的一般性讨论与忧思

 

1，科学的征服：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正像17世纪之前的欧洲，评价和衡量事物与人的唯一尺度是《圣经》一样，尽管一千个人对《圣经》有一千种理解，天主教与新教对《圣经》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新教自身也分裂出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循道宗等若干宗教派别，但God这个神却是各宗派和芸芸信众们共同的精神依归和价值取向、行为准绳，一切皆曰之：听神的启示。

 

20世纪人们的观念彻底变了。神的启示让位于科学的启示，宗教思维换位于科学思维，神的召唤演化为科学的召唤。20世纪之前的法国，牧师是许多年轻人的第一职业向往，进入20世纪，从事科学研究、当科学家成为全世界优秀青年位居前列的人生理想。

 

科学一骑绝尘，正在单轨道上、单向度地向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进军和渗透。科学的技术化大大推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从东方到西方，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每个团体，每个家庭，每个人，几乎无时无刻地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科技产品的影响，从能源到医疗，到衣食住行，到教育与娱乐，到信息的摄入与流通，到人际之间的交流……科技使人类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前所未有的简便、和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与此同时，科技也在深刻改变和挤压人文和社会学说的叙事方式、研究方式、传播方式。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的研究越来越趋同于自然科学，如同19世纪之前的自然科学研究被统合于自然哲学之中一样，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数理模型、生搬硬套的数学公式、物理概念所统治。统计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侵入在许多方面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也在很多方面扭曲了社会经济现象、人类精神现象的真实面貌。基于有限抽样、样本之上的静态研究严重忽视了人类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化与复杂性，其研究成果大多要不被束之高阁（因为几乎绝大多数人读不懂他们在表达什么，不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几个数学公式，事实无比丰富，语言生动而富于张力），要不被政治家或企业家采纳而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看不懂”、甚至只有作者本人或少数几个人才能看懂的哲学论文、管理学论文、社会学论文、心理学论文以及其它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文章，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特色。也许的确是曲高和寡，但更严重的问题恐怕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体系，已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在自然科学席卷一切的浪潮中，社会科学和它的研究者们失去了应有的学术自信与尊严，哲学的庄严恢宏和宗教学的至高无上消逝了，亚当.斯密（1723_1790）的《国富论》和卡尔.马克思（1818_1883）的《资本论》中所闪烁的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芒，那些曾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煌煌巨著，在20世纪之后的岁月似乎越来越稀缺了。

 

没有什么比科学对宗教的伤害更厉害的了，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下面再举一例。彼得.沃森的《思想史_从火到弗洛伊德》中引述道，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认为，没有考古证据能够证明《圣经》中记载的一些故事和人物曾经存在过，比如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们念念铭记的亚伯拉罕、诺亚、摩西或约书亚，也没有证据显示犹太人流亡到埃及，更没有英雄般的出埃及，也没有对迦南的武力征服。这些学者们甚至怀疑大卫王、所罗门以及“统一的王国”是否存在过。那可是《圣经》描述的犹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啊……这样的“挖祖掘陵”式的科学研究显然走的太远了。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两种真理”，一旦用科学真理检视信仰真理，信仰的大厦一定会坍塌掉。信仰是建立在假定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人类共同体的精神镜像，是一连串的故事，而不是物质形态。

 

人类与一切物种最大的区分就在于，人既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又活在自我编织的意识世界中。所以，人类追求物质生活不断改变、改善的同时，人类也需要安魂曲，需要诗与哲学。可惜的是，人类从来都是在极端的方向上一路奔跑。几百年前一切听上帝的，几百年后一切听科学的，科学殿堂中人士与普罗大众言必“这科学吗”，以科学观定义和评价万事万物。当我读到机器人用大数据创作的“新唐诗”时，我简直要晕过去了。但，这就是人类今天的现实遭遇和挑战。

 

凡事皆有两面性。科技的征服对东西方人类社会的最大改变的另一面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我在华为大学讲过两本书，一本是瓦尔特.伍伦韦伯写的《反社会的人》，书中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现实：1%的财富阶层通过资本市场的钱生钱，却坐拥36%的社会总财富；靠社会救济生存的庞大失业人群，由于优越的福利制度，发展出了一种畸形的、享乐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金字塔尖和底座的两群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不劳而获。前者坐享资本红利，后者坐享福利红利。而新教倡导的“劳动是人的天职”的价值观却渐渐消逝。

 

另一本是保罗.罗伯茨的《冲动的社会》，表面上看它讲的是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是怎么被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文化撕裂的、扭曲的、压迫的，但它反射的是一种全球现象，也是一种中国现象。人类包括中国人（中国也许更甚）从未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异化成了单向度的“物质人”、“物质动物”，即时消费，及时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世界各大陆都呈现出一派“末日狂欢”的疯狂与喧哗。

 

科技，无疑是这一切现象背后最大的、最强有力的推助器。

 

“也许宗教永远不会消亡。也许今天传遍全球的宗教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持久。也许下一个伟大的信仰才刚刚开始”。这段话的出处我找不到了，但我认同作者的观点。人类永远需要信仰，而科学不能替代信仰。

 

在全球都在呼唤“科学向善”的当今，重振信仰文明对科学家、对人类显得尤为重要。

 

2，科学研究的人类使命、国家使命与与商业动机

 

科学技术的500年演进史，背后是深刻而剧烈的观念演化史、变革史。如果没有15世纪前后的新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就很难在天主教内部和欧洲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以及伴之而来的质疑上帝造物的怀疑主义思潮，而正是怀疑与去疑、质疑与捍卫的200年左右的观念之战，促成了牛顿、波义耳等一大批神学科学家们的科学动机的形成。印证和荣耀上帝造物的神圣不可动摇，成为这一代科学宗师们的至高使命。他们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介于神性与人性之间，主观上为了上帝，客观上为了人类。

 

历史进入18世纪，一切都变了。一场剧烈的观念革命_思想启蒙运动让科学发现从神坛回到了人间。关注人，关爱人，解放人，人是万物最高的尺度，以人为中心、人本主义的思潮在冲击和颠覆“上帝中心论”的同时，也在改变和重塑18世纪之后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动机，科学家们的使命从对神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生存、人类命运的关注。

 

爱因斯坦、特斯拉就是典型的人类主义科学家。特斯拉被称为“美国的科学先知”，在他的世界里，“地球不过是地球仪，被他轻松的按在食指下”，但他却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着人类而来的”“人类最重要的进步，来自科技发明，而发明创新的终极目的，是完成对物质世界的掌控，驾驭自然的力量，使之符合人类的需求”。

 

“人类没有兔子跑的快，所以兔子永远是兔子；人类没有恐龙巨大，所以恐龙灭绝了；人类没有敏锐的嗅觉，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没有坚硬的盔甲，也不能飞翔，也不强壮……”动物王国的大多数动物都被上帝一次塑造的很完美，而人类却充满了缺陷。但对不起，人类有亚里斯多德和苏格拉底，有孔子、老子和庄子，有释迦牟尼，有《圣经》和《道德经》、佛经和《可兰经》，有牛顿和波义耳，有拉瓦锡和门捷列夫，有普朗克和克拉克，有爱因斯坦和海森堡，有达尔文和特斯拉，有图灵、香农和冯.诺依曼，有杨振宁和李政道，有斯蒂夫.霍金（轮椅上的科学先知）等一大批前赴后继的各种族和各领域的思想先贤、科学先驱，更重要的是，人类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恐龙统治地球一亿多年，因为没有危机感而被陨石灭绝。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仅仅几十万年，但人类已经开始了移居太空的探索。建议各位读读《人类的未来》（加来道雄）这本书，相信会对人类的未来生存更加自信，也会更由衷地敬仰那些知名与无名的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们，他们是真正的怀有人类使命精神的一群人。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科学研究从荣耀上帝转向关注人类时，科学和科学家的动机与使命的面相也变得丰富和多元了，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面相是国家使命和商业动机，我们在下面予以简要分析。

 

科学家的国家使命在军事科技研究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军事是与死亡对抗的领域，这样的极端性质决定了军事科技的一大特质，对人才与资本的高投入和压强性投入，而且不计成本。国与国军事对抗的背后事实上是科技的军备竞赛。两次世界大战就科学意义而言，大大加速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进步。美苏两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武器竞赛、太空争霸都对两国、尤其是美国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军事科技竞赛的背后是人才争夺战、人才战略的争夺战。《五角大楼之脑》一书对此有系统和详尽的描述与分析。

 

过去一百多年，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军事科技的研究，爱因斯坦是原子弹的理论奠基者，艾伦.图灵（1912_1954）不仅被称作计算机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而且是二战时期立下大功的密码破译专家，“由于他的贡献，使得二战足足提前了两年结束”。同样是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1903_1957）不仅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贡献，也是美国氢弹研发的主持者之一。

 

毫不夸张的说，我们人类今天生活的大部分都与军事科技有关系，比如材料科学、生物技术、医学、能源、大气监测等，再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手机以及机器人等，它们大多是先发端于军事研究和军事应用，进而民用化、商业化，从而造福于大众。

 

与军事科技比肩而进的世界工业革命，它既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助产婆”。军事竞争持续推动着主权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商业竞争持续推动着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军事与商业共同推动着国家、企业和社会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是过去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在此之前，大学与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教会、王室和个人的捐助，科学家的收入少得可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道，“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学者和乞丐几乎是同义词”。但当商业与科学家走到一起时，干柴与烈火之间的燃烧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效应，而且会持续剧烈地、几何级地、加速度地燃烧下去。

 

商业从科技创造和创新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也从商业增值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从此，科学家的发现动机、发明动机多了一项至为重要的内涵：商业动机。爱迪生（1847_1931）就是一位强烈的利益驱动的伟大发明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爱迪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看，他也无疑是一位人类主义者。

 

人类个体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科学家亦然，尽管早期的科学家以荣耀上帝为使命，但他们也有物质生存的欲望驱动。世俗时代、商业时代，科学家群体中既有从事“火星移民”的人类担当者，也有国家主义者，也有商业主义者，但大多数人从事科学研究的使命与动机是多元的、丰富的、复杂的，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人类进步与发展的贡献。他们是形形色色的人，是通过自身卓越的大脑和勤奋改变世界的人。

 

3，中国需要一个爱因斯坦，华为需要一个特斯拉

 

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序论》一文中断言，“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为是‘有效的’阶段。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区，尤其是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一直存在着经验知识、对世界和生命问题的反思、最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慧_不过，系统神学的充分发展仅仅出现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中_以及极为精致的知识和观察。然而，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其他地方的天文学一样都缺乏天文学的基础，而只有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这种基础”。韦伯认为，基督教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缺乏理性的证明的观念”、“缺乏力学和物理学”、“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室”、“理性的化学都付诸阙如”……韦伯在新教和商业、基督教和科学之间串起了一条严密的逻辑之链，有其深刻的道理。但以此否定和排斥其它文明与商业、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完全正确。就在韦伯去世后的第十个年头，印度有了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印度迄今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印度数学家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1887_1920）被称为“重塑了西方百年数学”的天才人物。与中国文化同源同脉的日本，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有27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1905年，24岁的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发明了狹义相对论，35岁发明了广义相对论，继此之后的100多年，信奉希伯来文明的犹太科学家群体对人类科学技术的贡献令人瞩目。

 

15世纪至20世纪中叶，欧洲和西方世界到处在闹变革，宗教变革，文化变革，思想变革，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商业变革，这一系列变革都为科学的兴起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长达500年左右，中国无论是稳定还是动荡时期，基本国策是一脉相承的：修长城_物理长城和思想长城。拒绝开放与闭关锁国是我国过去500年科学技术落后的一大主因。加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外敌入侵，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大大滞后于西方世界。

 

客观而言，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二是对外开放，第三是国防发展对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创新的需求，第四是各门类的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倒逼效应。截止2018年底，中国的科研人员总量达到419万人，超过美国；研发投入超过欧盟各国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二；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这中间并未包括一些科技企业比如华为的科研实验室；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占世界第二，专利发明量大幅提升，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

 

然而，与美国、日本、欧洲一些科技大国相比，我们与别人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巨大的。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为100年前的犹太人在科学领地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其实有一位“中国的爱因斯坦”杨振宁，2000年，《自然》杂志评选人类过去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位列第18位，并且是榜单上唯一在世的物理学家。与他一同在榜的人有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尔、薛定谔、波尔、海森堡……有人写文章说，我们的社会欠杨振宁先生一个道歉。何止一个杨振宁？还有杨振宁的导师叶企孙（1898_1977）等一大批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啊！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奠基人，门下出过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事中国核武研究的一半科学家是叶企孙的学生。但叶先生中年以后的人生遭遇却极其坎坷。

 

尊重人，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的自主性和创造精神，是中国科学研究走向强大的先决条件。

 

同等重要的是，科学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永远需要一种宽容、宽厚、宽松的氛围，需要一种自由思辩、自由探讨、包容质疑、鼓励失败的学术土壤，需要一种对成功者、对贡献者、对英雄的激赏，也要激励和容忍探险者、冒险家和失败的英雄。

 

还有一点至为关键，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从观念到体制到教学方法，千年以来积弊甚多。至少在民国之前的数百年，中国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官僚体系的，一代代的读书人几乎绝大多数被一网打尽，成了官或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秀才举人们无不以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毕生期待。而基于此，从小到大的读书人读的皆是为官、为人之道的“圣贤书”。教科书基本上是治人之论、治世之论，与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完全绝缘。正由于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单行道上，行驶着一个完全封闭的思想容器，所以，我们的教学方式几乎完全是填鸭式的、灌输式的、单向度的，缺乏独立思考和自由思辩的氛围，缺乏开放与理性质疑的学术土壤。教育的封闭与僵化是中国科技长期滞后的主要根因。

 

当今时代的全球科技竞赛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2015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时，有一位新加坡智库的资深专家讲了一段话：清华大学是中国第一学府，办学宗旨怎么能够是“工程师的摇篮”啊！结果清华最优秀的人才大半都去美国了，成了美国的科学家。这的确很发人深省。

 

有位企业主管曾经不屑地说，美国有什么？它的科学家不都是从别国去的吗？是的，的确如此。但这恰恰是美国了不起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的方面。200年来，美国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熔炉，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为美国的繁荣与强大贡献才智。我们国家岂不应该如此吗？我们的说法叫“筑巢引凤”，也是很好的说法，但这个“巢”必须筑的大大的、宽宽的、亮亮的，让全球的凤凰飞奔到中国“巢”中，为中国、为人类做贡献。

 

华为30年的技术成就和商业成就，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微型的“美国版”，是一个开放的人才大熔炉。华为今天有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240位化学家，他们分布于全球尤其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几十个国家，他们是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加拿大人、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但他们也都是华为人。

 

当然，华为还缺一个人：尼古拉.特斯拉。在座那位如果能够为公司请进一位特斯拉式的天才科学家，任总应该给你发一枚十吨重的金牌奖章。

 

（本文根据作者在华为海思公司2019年12月10日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并进行了大的修改和扩充）

 

文章原载于“正和岛”微信公众号